歷史是人類的過往事件和行動的系統記錄,歷史意識由人類詮釋其外在世界變遷及其自身變遷的心靈活動所塑造。“古今之辯”是傳統先秦哲學的一個核心命題,荀子在構建歷史意識時,認為“常”與“變”、“今王”與“后王”、“古”與“今”是對立統一、互為主體的體用關係。如果對荀子的思想缺乏正確的瞭解,對其歷史意識的人文思考極易產生悖論的認識。

“體常盡變”的歷史意識觀

　　“常”與“變”是中國哲學範疇中與“時間”關係密切的一對概念,後者尤甚。日常生活中,我們只能通過變化去感知無形無相的時間,“變”理所當然成為時間的外在客觀特質。然而,超越具體感知對時間進行抽象,不變的“常”則是延綿不絕無始無終的內在主觀時間的特質。

　　荀子所謂“天行有常”者,即日月運行陰陽寒暑、盈虧朔望變化的週而復始規律。對於作為人類活動時間的歷史,荀子強調人文歷史之道的規律性:“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解蔽》)“體常盡變”說明人文歷史之“道”作為形上本體存在,具有一貫不變的本質,但落實於現實生活的實踐,卻須應時加以變化調整。“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天論》),治亂興衰的關鍵,在於歷代先王是否能夠掌握常理因時應變。

　　常變在辯證層面表現為體用關係,作為形上道理原則“常”的價值性優於“變”,而作為生活實踐“變”的適宜性大於“常”。故荀子言:“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天論》),不僅以“常”為貞定天、地、君子的根本原則,更以其為判斷是非善惡的基本依據。在回答如何體常悟道問題時,荀子強調“盡變”以致“體常”,“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非十二子》)。現實生活中物我、人己的互動並非一成不變,為人處世必須據時空差異因時制宜,“與時遷徙,與世偃昂”(《儒效》),由“盡變化”而體現“常道”。

“先王”之常與“后王”之變

　　在考察“體常盡變”如何落實於生活中的文物制度建設時,荀子把考究著眼點放在對“法先王”與“法后王”思維的溝通性思考上。何謂先王,荀子《大略》篇雲:“先王之道,則堯舜而已”;何謂后王,“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燦然者,后王是也”(《非相》)。無疑,先後只是表明自然時間距離而已,並非荀子對歷史態度的實質。

　　荀子認為,“法先王”即法先王之常,“法先王,順禮義”(《非相》)、“先王之道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強國》)。在荀子法先王歷史觀念中,此先王是“其道一也”“道貫”“百王之無變”的準則與規範,先王禮義之常並不因時間變化而變化。“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勸學》)、“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奸心”(《非十二子》),先王之道不僅是學問思辨的基礎,更是國家治理的方針和社會安定的原則。故《大略》篇雲:“王者先仁後禮”“處仁以義”“行義以禮”,也就是說,法先王是法禮義所依據的情理,是儒家“道統”框架的價值依據。

　　荀子言“法后王”亦猶如其言“法先王”一樣,言之鑿鑿,旗幟鮮明。關於莊嚴整肅禮義之統的先王之道如何客觀化為現實世界的治理方法,荀子創造性地提出“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審后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不苟》)。在荀子看來,先王之道的“因”是不能違背的,但先王之法卻是可以損益的,法后王即對之進行“革”“變”。荀子認為,在恪守先王之道基本原則時,於法術政教層面要因革損益,於外在文物制度層面要靈活變革、與時俱進。“制禮反本成末”,荀子的“先王”與“后王”之辯是一個純粹歷史哲學命題,是返回仁義之本而成就制度之末,從而達到價值與事實的統一。

“古今合一”而互為主體

　　荀子注重從人文精神來看古與今,並將古與今視為交融的互補關係。所以,他屢屢提及“古今一也”:“以道觀盡,古今一也”(《非相》)、“以德兼人者……古今一也”(《議兵》)、“尊聖者王……古今一也”(《君子》)。荀子藉由道、德、禮等人文價值的滲透轉換,將“古”與“今”由現實層面的對立關係轉化為義理層面的合一關係。在古今之辯命題中,歷史被賦予了主觀時間的道德價值,“古今一也”將荀子所主張的現在以及未來的“應然”與過去歷史上的“實然”結合為一,並常常在“應然”的基礎上論述“實然”,在“實然”的基礎上實現“應然”。

　　“古今合一”在荀子那裡的另一種表達方式為“自古及今”:“其有法者以法行……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王制》)、“君者國之隆也……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致士》)。荀子通過“未嘗”“未有”等否定語句表達了古今客觀時間的連續性,“法先王,統禮儀,一制度,以古持今”(《儒效》),所以不僅可由先王的歷史教訓指導現在的行為,而且可由后王粲然明瞭的制度上溯千歲以往的先王之道,正如《非相》所說:“欲觀千歲,則數今日”。

　　荀子“體常應變”的歷史觀繼承了孔子“從周”因革損益的思想,並結合了儒家“守經通權”的思維模式。通過對歷史開展過程構成的古今合一的論述,將外在客觀時間轉換為內在主觀時間,彰顯了“古”與“今”在精神方面的互為主體性,荀子明確墨守成規不能成就王業,而割斷自我也必將陷入歷史的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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