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重視綱常倫理、禮樂教化，是傳承千年宗法文化精神的典範，其致力於建立上下有序、尊卑分明的社會等級倫理關係，以此保持家族的和睦，進而維護社會的統一和穩定。

董仲舒

因而儒學具有很強的社會治理功能，是維護一個社會正常運轉的基本理念，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學便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正統思想。

但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分裂，社會動盪，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轉而採取法家思想治理國家，而社會上極度絕望的人民也日漸崇尚玄學，使得儒學逐漸式微。

隋朝建立之後，儒學重新成為治國理政的思想，不僅促進了儒學本身的大發展，也使儒學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高。

隋朝為什麼要把儒學確定為統治思想？隋代儒學取得了哪些發展？又取得了怎樣的地位？這還要從隋朝的社會大背景說起。

魏晉戰亂

法制嚴峻人民怨，審時度勢選儒學

儒學在經歷了三百多年的衰落後，之所以能在隋代很快得到發展並佔據主導地位，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解決社會矛盾的需要。我國自魏晉喪亂以來，統治階級各據疆土，為了所謂的富國強兵，一統中原，大多都用法家思想來治國，導致三百餘年來，律法越來越嚴苛，刑罰越來越殘酷。

但嚴刑酷法不但沒有把人民改造成順民，反而刺激了人民的反抗情緒，使得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社會矛盾日益加劇。

隋朝建立之後，隋文帝清醒地認識到，如果不立即改變前代的統治政策，隋朝政權必定不會長久，所以他執政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清簡法令”，正式廢除了前代“以法治國”的統治方略，而“使人從化，以德代刑”的儒家之道自然就成了法家思想的良好替代品。

儒家學派創立者孔子雕像

其次是儒學本身有一定的先進性。

第一，儒學具有凝結性。儒學是研究社會關係的一門學說，它要求人與人之間要講仁愛，父與子之間要講慈孝，夫與妻之間要講主從，君與臣之間要講忠義，從而能使社會凝結成一塊穩定不變的“鐵板”，有利於國家的大一統。

第二，儒學具有禁錮性。儒學特別強調自我修養，要求人們要“忠、孝、仁、義”和“溫、良、恭、儉、讓”，實現 “克己復禮”，從而能使人們拘泥於禮法之中，而不敢越雷池半步，有利於維護封建王朝的統治。

第三，儒學具有穩定性。儒學講求“中庸”，主張“和為貴”，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要求人們做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從而能使人們放棄反抗精神和鬥爭意志，使天下趨於穩定。

隋文帝

隋代統一後的新形勢，正需要有這樣的思想來作為治國理民的理論基礎，因而儒學也就格外地被隋代統治者所看重，以至於極力發展，使其再度盛昌。

最後也與隋文帝本人的儒學情懷有關。隋文帝本人出身於關隴士族集團中的高門貴族，從小就入太學接受了儒學的陶染，從而使他形成了以儒學為主的政治思想，史書甚至稱他是“情類孔丘”。

他即位之後，對魏晉南北朝的儒學衰微大為傷懷，並認為社會之所以會分裂，風俗之所以會澆弊，朝野之所以師機巧，官吏之所以用深法，根本原因就是“薄儒雅”，仁政不行，民不見德，禮壞樂崩，隆殺任情。

所以，他決心弘揚儒學，既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

牛弘雕像

典籍豐富名儒多，研究繁盛儒學統

在隋朝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儒學本身取得了前代未有的大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儒學典籍豐富。隋朝建立後，隋文帝在名臣牛弘的建議下，廣開獻書之路，在“獻書一卷，費縑一匹”的重獎之下，不到兩年，就“圖書漸出，篇籍稍備”。

隋朝滅陳以後，又從陳朝的宮廷舊藏中，得到了大量典籍，為整理這些典籍，隋文帝又召天下工書之士，到秘書省整理書籍，共整理出書籍三萬餘卷，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儒家典籍。

隋朝對儒學典籍的徵集和整理，不僅使得儒家有了統一完整的儒學經典，而且使得很多前代已經失傳的儒學典籍得以重現江湖，使得很多已經式微的儒學流派再次崛起，從而為儒學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使得儒學內部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

隋朝大儒王通

二是名儒輩出。在儒學繁盛的背景下，隋朝儒學名家輩出。如元善，“通涉五經”，被隋文帝稱為“人倫儀表”；如辛彥之，時人稱讚為 “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如房暉遠，人稱 “五經庫”，“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測也”；如劉悼“以儒學名，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以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

這些儒學名家的出現，既是隋朝儒學發展的產物，也進一步促進了儒學在社會層面的傳播。

三是有關注釋和研討儒學的書籍問世不絕，隋代名儒不僅傳經佈道，還樂於著書立說。

劉炫

如辛彥之《五經異義》、何妥的《周易講疏》、劉悼的《五經述議》、劉炫的《五經正名》、張衝的《春秋義略》等等，這些名儒的著作都代表了當時的最高學術水平。

這些著述的出現既是隋朝學術氛圍深厚，儒學研究繁盛的產物，也進一步推動了儒學的完善和創新，引領儒學向縱深發展。

四是儒學實現南北統一。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南北學風的差異，對儒家經學的解說也各不相同，“南人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隋滅陳後，何妥、蕭該、徐文遠、張衝、蕭德言等南方知名儒士大量入關，南方儒學也就隨之北傳，並逐漸與北方儒學融合。

隋滅陳戰略示意圖

隋煬帝大業初，大舉徵召儒生，“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結果徐文遠、包愷、楮徽、陸德明和魯世達五位南方儒生大獲全勝。

事後，他們五人都被授予太學博士，在京洛一帶聚徒講學，《舊唐書》曾記載：“時人稱文遠之《左傳》、徽之《禮》、魯世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為一時之最。”

他們及其他南方儒生的講經活動，使得南方儒學在吸收北方儒學的基礎上，實現了最終統一，這是儒學發展史上的大事件，對此，清代學者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分析道：“隋平陳而天下統一，南北之學亦歸統一，此隨世運為轉移者也。”

隋煬帝

治國理政從儒家，教育取仕靠孔學

由於隋朝統治者的倡導，也是由於儒學本身能夠契合統治需要，所以隋代儒學不僅自身出現了大發展，而且成為了統治階級的思想基礎、治國之策、教育之本和取仕標準，始終佔據著統治地位。

首先，儒學成為主要治國思想。隋朝立國之後，儒家思想正式替代法家思想，成為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隋文帝曾多次下詔，申明國家各項制度的修訂，都要以儒學思想為宗旨。

在具體為政舉措上，隋文帝也是積極踐行儒家勤政愛民的理念，“薄賦斂，輕刑罰，內修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聽朝，日昃忘倦，居處服玩，務存節儉”。

其次，典章制度以儒學為準繩。儒家的典章制度總結起來，就是制禮作樂，隋朝建立之後，一直致力於恢復儒家制禮作樂的政治傳統。

隋代陶舞女俑

早在開皇元年，隋文帝就下詔說：“尊主庇民，莫先於禮，制禮作樂，今也其時。”並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禮，到開皇五年，隋文帝又命禮部尚書牛弘等人修五禮，對祭祀、車駕、輿服、典制等方面的制度，都進行了全面的“復辟”，使其更加符合儒家傳統。

在制禮的同時，隋文帝又大力作樂。開皇九年，隋文帝先是下詔說：“膚情存古樂，深思雅道。鄭、衛淫聲，魚龍雜戲，樂府之內，盡以除。”後又詔太常牛弘等人議定作樂。

在此基礎上，隋文帝又以儒家標準，對隋代社會上流行的樂曲又進行了整頓，取締“淫聲”，恢復雅樂。

教育以儒學為內容。為了更好地傳播儒學，隋文帝“崇建庠序，延集學徒”，大力開展傳授和學習儒學經典的教育事業。

展子虔 授經圖

隋文帝時設有國學、太學和四門學，地方上從州、縣到鄉、社也設有學校，國家一級的學校直接由中央管理，各有博士和助教，學校健全之後，隋文帝對教學工作極為重視，經常巡省學校，親聽講授。

為了使學生更好地學習儒學，他還實行了獎勵的政策。如開皇二年十二月，“賜國子生經明者束帛”。開皇十年十一月，“幸國學，頒賜各有差。”這些措施不僅大大促進了各級學校對儒學經典的傳習，也使廣大學子從小就能受到儒學的薰陶，從而深刻影響了他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人才選拔以儒學為標準。隋朝對儒士和有儒家思想的臣僚十分器重，從開皇二年開始，隋文帝就陸續頒佈了一些選拔人才的詔令，招募了大批儒生到政府任職。

科舉取士

隋煬帝時期，更是直接規定了選取人才的十個標準，即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節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驍壯，略微觀察一下就會發現，這十個標準全部是儒家對儒生的基礎要求。

隋煬帝創立科舉制之後，又將這十個標準歸納為“四科”，並按“四科”標準進行試策，此後科舉的內容雖有所改變，但考儒家經典，以儒家標準取仕的核心卻永久地確立了下來，學儒、應試、做官三者也因此而成為了一個有機整體。

隋煬帝下江南壁畫

結語：

隋代儒學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了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發展階段。隋朝開國之後，統治者既是出於個人情懷，也是為了應對嚴重的社會矛盾，所以就摒棄了前代的法家思想，轉而倡導了“以德服人”的儒學。

儒學因此而出現了大發展，呈現出了典籍豐富、名儒雲集、著述頻出、儒學一統的繁盛景象。而儒學的發展又進一步強化了儒家的地位，使得儒學既成為了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也對建章立制、興辦教育、選拔人才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對此，《隋書·儒林傳》中曾總結說：“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

參考文獻：

《隋書》

《經學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