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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人類歷史足跡，探索中華文明源流。

經過幾代學者接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河北，作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區域，在這些階段均有體現。

舊石器時代，是人類史前史的第一篇章，終止於距今一萬年前後。這一漫長階段占人類歷史99.9%以上。泥河灣，是除非洲之外，最完整連續記錄人類演化進程的區域，被譽為“東方的奧杜韋峽谷”。迄今，該區域舊石器考古調查發現遺址380多處，基本構建起近200萬年人類發展演化時空框架。

距今一萬年左右，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但這個過渡階段，始終存在諸多謎題。近年來，冀西北一帶新石器考古取得重大收穫——距今8600年至7000年的康保興隆遺址，距今7720年的尚義四臺遺址，填補了河北北部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空白……

直立行走、打製石器、嵌石為刃、製陶壘房、農耕畜牧……在河北考古人執著的尋根溯源下，這一區域的重要考古發現層出不窮，研究成果驚喜不斷，逐漸勾勒出一幅遠古先民的畫卷，揭示出中華大地上遠古人類生存演化的印記。

聚焦燕山以北，探索北方地區舊、新石器過渡

在國際考古學界，有一個令古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和第四紀地質學家共同關心的熱點問題，那就是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問題。

1926年，英國考古學者布基（注：引自賈蘭坡先生的文章）在其所著的《我們的先祖》一書中，把農耕、飼養家畜、製陶術和磨光石斧，作為新石器時代的四個特點。布基的觀點也被我國的學者們所沿用，有所不同的是，把四個特點之一的“磨光石斧”，擴大為“磨光石器”。

按照這四個特點，在中華大地上，江西萬年仙人洞發現陶器年代距今20000—19000年，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陶製品。湖南道縣玉蟾巖發現了1萬年前一種兼有野、秈、粳綜合特徵的特殊稻種，體現了從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原始性狀。浙江上山遺址發現距今9400年處於馴化過程中的水稻。而磨製石器，最早出現於山西吉縣柿子灘，距今20000年，可能用於研磨顏料。在我省南莊頭遺址，發現狗等動物骨骼，是最早的家畜飼養動物，距今10500年。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問題上，南方新石器時代發展軌跡比較清晰——從浙江上山（10000年）到湖西（9000年）、跨湖橋（8000年）、田螺山（7000年）、馬家浜（6000—5000年），再到良渚（5300—4500年），文化譜系一脈相承，完整闡釋了從萬年文化向5000年文明發展的進程。

這些年來，圍繞我國北方（主要指華北地區）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考古研究，我國的考古學家持續進行著不懈的探索，取得了豐碩成果——

2022年，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發現我國北方最早的陶器，距今13500年。河南新密李家溝遺址發現石片石器文化層、細石器文化層、李家溝文化層、裴李崗文化層等舊、新石器時代連續的文化堆積，實現了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年代鏈接，其中，李家溝文化層測年為距今9000年。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溝遺址發現8000年前碳化粟黍顆粒；河北磁山遺址發現近8000年碳化穀物窖穴。在南莊頭遺址發現10500年前家養動物狗的骨骼。更為重要的是在陽原泥河灣盆地，發現距今176萬年到1萬年人類文化遺存，基本建立起距今176萬年到1萬年人類發展年代框架。

儘管研究成果不斷，但按照石器時代過渡四個特徵來看，我國北方地區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仍顯薄弱。在筆者看來，這或許與我國北方地理環境南北差異較大有關，而這種差異在燕山南北兩翼體現得尤為明顯——

燕山—長城沿線，是我國地理上第二階梯和第三階梯的分界線，也是歷史上農耕文明、遊牧文明的分界線。因此，石器時代過渡學術研究上，不得不考慮這種地理環境的差異性。換言之，在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問題上，可能存在著不同的發展軌跡，華北南部的石器過渡時間可能早於華北北部地區。

在華北南部，李家溝遺址呈現出了明確的早晚疊壓的文化堆積和清晰的過渡軌跡，但缺乏農業起源的直接證據資料。磁山遺址發現的穀物窖穴，說明農業已經達到成熟階段，在此之前，還應該有一個農業孕育、發展和形成的過程。在燕山以北地區，除陽原於家溝遺址外，還缺乏和於家溝遺址相連接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存，在石器時代過渡方面存在明顯的年代缺環，也難以找到文化堆積疊壓的證據。

因此，這就使得我們不得不借助現代科學技術手段開展綜合研究，探索燕山以北地區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路徑。

紮根冀西北，收穫新石器時代重要發現

對於河北考古來說，燕山以北是個廣袤區域。

這些年的考古表明，燕山以北地區發現的距今1萬年的遺址，較多集中在陽原泥河灣盆地。在這裡，發現近百處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其中較著名的遺址有虎頭梁遺址、籍箕灘遺址、於家溝遺址等。考古界學術研究，需要打破地域界限，進行整體性的分析和梳理。

籍箕灘和虎頭梁遺址，發現較多錛狀器和細石器。這個地區最早的陶器，發現在於家溝遺址，距今11600年。在燕山一帶出土了陶器殘片的，還有北京懷柔轉年遺址，距今9600年前後。但是，由於缺乏早於8000多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資料，所以制約了燕山以北地區石器時代過渡和農業起源的研究。

一代代考古人沒有放棄，他們在更為廣袤、縱深的領域“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圍繞這些謎題，近些年間（2015年至今），在內蒙古高原南部地區發現了化德縣裕民遺址、四麻溝遺址，在河北張家口發現了興隆遺址、尚義四臺遺址等，這些考古發現為解決上述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2020年，國家文物局發佈五項考古新成果，其中就有河北康保興隆遺址。

那麼，從這片區域來看，這幾處遺址的諸多發現為何令人振奮呢？

裕民遺址，發掘面積3150平方米。發掘清理房址14座，灰溝1條，墓葬1座。房址分圓形和橢圓形兩種，為半地穴式，個別房址發現斜坡式門道。出土陶器器型有尖圜底釜、圜底筒形罐、平底筒形罐、板狀器、杯等。石器多為打製石器，有少量磨製石器，器物種類豐富，器型有鏃、鑽、錛、斧、鑿、鋤、刀、石球、杵、磨盤、磨棒、磨石、整直器等。其他為細石核、細石葉、石片等。骨器多用動物肋骨、肢骨或肩胛骨製成，器型有錐、刀、鏟、刀柄、標槍頭柄、匕、針、笄等。

四麻溝遺址，發現21座房址，分圓形、圓角長方形、長方形三種。房址均為半地穴式，絕大部分房址有門道。出土陶器全部為手製，器型有飾麻點紋筒形罐、敞口小底罐、板狀器、圜底杯、紡輪、陶餅、飾件等。打製石器佔多數，磨製石器種類增加，器型有磨盤、磨棒、磨石、鏟（鋤）、犁、钁、鎬、斧等。細石器有石核、石葉、石片等。骨角器多用動物肋骨、肢骨或肩胛骨製成。

興隆遺址，位於張家口康保縣，共發掘14座房址，3座墓葬。該遺址文化堆積複雜，文化延續時間長。共分為五個時期：第一期文化遺存，陶器以大口圜底釜和板狀器為主；第二、三期文化遺存，以飾麻點紋平度筒形罐為主；第四期，發現的陶器為素面圜底釜，以及石磨盤，石磨盤上殘留紅色顏料；第五期，發現2座圓形土坑墓，圓形土坑墓為蹲踞葬，隨葬品豐富。

四臺遺址，位於張家口尚義縣，發現8座房址，呈方形或長方形半地穴式。文化遺存分為兩期。第一期，陶器為素面大口罐和小平底筒形罐。石器多為磨製石器，打製石器較少。主要器型有鏟（鋤）、磨盤、磨棒、斧、錛、帶齒器、穿孔石珠、餅形器、整直器、圓餅狀穿孔石器等。細石器有石核、石葉、刮削器等。還出土了骨、角、牙、蚌器。第二期，出土夾砂大尖圜底罐1件。

四臺遺址出土器物

歷史告訴我們，人類演進中的一小步，往往意味著整個文明進程的一大步。

梳理和研究這四處遺址會發現，裕民遺址、四麻溝遺址、興隆遺址的出土器物，是以飾麻點紋、編織紋圜底釜、筒形罐等陶器為代表的裕民文化，距今8600—7000年。四臺遺址出土器物，是以素面大口筒形罐和小平底筒形罐等陶器為代表，年代距今7720—7630年。它們與周邊發現的同時期文化遺存考古學文化內涵明顯不同，為我國北方新石器時代中期考古學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元素。

而從出土遺物反映出的共性特徵來看，當時獲取食物的主要工具是石器，包括打製石器、磨製石器和細石器。打製石器主要用於砍伐物體；磨製石器主要用於研磨食品或錘擊果核；細石器主要與其他棍棒類物體組成複合工具，用於狩獵或剝（刮）取動物皮毛。三種石器在構成比例上的變化，意味著人類生業方式發生的變化。而陶器的出現，則意味著蒸煮食物出現，除燒烤熟食製品外，增加了熟食物品的種類，說明人類飲食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在這裡，遠古人類的鮮活面貌和生存場景，變得愈加豐富清晰。

立足文明起源，探尋文化傳播路徑

滿天星斗，照耀遠古先民之路。新舊石器過渡研究，要從大視野中去剖析路徑。

內蒙古和河北毗鄰。內蒙古高原，位於陰山山脈之北，大興安嶺以西。海拔1000米至1200米，南高北低，北部號稱“瀚海”，南緣已到達張家口壩上地區。而張家口地區，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稱之為中原與北方古文化接觸的“三岔口”，又是北方與中原文化交流的雙向通道，重要性不言而喻。

文明起源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農業起源。人類學家普遍認為，陶器的出現，促進了農業的產生和發展，促進了人類居住方式的改變，由狩獵流動性向群體棲居形態轉變。而這片區域上，這幾處遺址和周邊一些遺址，共同為破解石器過渡時代的農業起源提供了重要信息。經統計學分析，可得到這樣的演進信息：

距今8600年的裕民一期文化中，打製石器佔絕大多數，少見磨製石器，細石器佔較大比重；陶器只有圜底釜、板狀器、陶杯幾種類型。

距今8000年的裕民二期文化中，打製石器仍佔主體，而磨製石器種類增加，尤其出現了石磨盤和石磨棒組合工具，還有磨製的餅形研磨器，細石器比重明顯減少；陶器則受周邊興隆窪文化影響，出現了多種形制的平底筒形罐。

距今7720年的四臺遺址時期，磨製石器佔絕大多數，石磨盤和石磨棒在房址內成為常見器物，而且磨耗程度較深，石磨盤磨成了凹形；石鏟作為鋤土工具磨製更加精細化，便於裝柄使用的有肩石鏟、亞腰石鏟、雙亞腰石鏟、雙孔石鏟等；細石器比例嚴重偏低。陶器器型變大，出現深腹大口筒形罐。

尤為重要的是，上述變化也反映在出土動物骨骼和植物種類方面。

根據動物骨骼鑑定和植物浮選得出的結果，裕民一期文化發現的植物包括小麥族，黍亞科以及百合、天花粉、香蒲等塊莖類植物。植物種子有粟、水棘針、繁縷、藜、大籽蒿、豬毛菜等。動物種類有蚌、雉、鳥、狗、狼、馬鹿、梅花鹿、狍、野兔、野馬、野驢、野牛、野豬等，其中狗為馴養家畜。有較多大型動物，說明人類狩獵和植物採集占主導地位。裕民二、三期文化遺存，浮選出栽培作物粟、黍以及山杏、大籽蒿、藜等野生植物。四臺遺址還發現粟、黍和小麥族等植物遺存。

進一步分析發現，裕民一期文化中，先民以狩獵和植物採集為主，經過浮選，發現粟的種子，或處於粟類作物孕育階段。裕民二期文化遺存、四臺遺址、敖漢旗興隆溝遺址發現碳化粟顆粒，這幾處遺址都已形成群體聚落居住方式，出土了大型研磨類磨製石器。四臺遺址磨盤、磨棒和石鏟類掘土工具數量急劇增加，還出現了較大型蒸煮類陶器，說明在這一時期，人類經過長期摸索，已認識到粟黍類等農作物具有食用和種植價值，粟黍類等農業種植或已趨於成熟。

從這一區域來看，這幾處文化遺存出土的石器類型與陽原泥河灣盆地虎頭梁、籍箕灘和於家溝遺址都表現出文化傳承性特點。這些石器，能夠把這一區域新石器中期文化遺存與舊石器晚期文化遺存有機連接起來，為石器時代過渡研究提供重要信息。

僅僅如此嗎？人類文明源遠流長，把目光投向更廣闊時空，會有更驚人發現——

這片區域上，裕民一期文化出土的麻點紋圜底釜，所體現出的文化特徵與貝加爾湖洪格爾卡出土器物存在相似性。裕民二期文化出土的平底筒形罐，又明顯受到來自東部區域的興隆窪文化因素強烈影響。四臺遺址出土的素面平底筒形罐，又與崇禮鄧槽溝梁遺址出土筒形罐具有相似性，反映了二者之間存在某種聯繫。四臺二期文化出土的大口尖圜底罐，與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卡林加河口、葉尼塞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器形、紋飾、製法十分相似。

這些考古學文化上的相互關係，充分反映了內蒙古高原南部和冀西北地區，在東西南北文化交匯中的重要地理位置。譬如，我們所熟悉的“萬里茶道”。其中，張家口以北線路有東、中、西三條路線。清代李桂仁在《明清時代我國北方的國際運輸線——張庫商道》中說：“這條商道作為貿易之途，大約在漢唐時代已經開始。出現茶的貿易，大約不晚於宋元時代。”而今，從陽原泥河灣盆地和內蒙古高原考古調查及考古發現來看，張家口以北地區這條人類通道，可以追溯到萬年前或者更早。

譬如，陽原於家溝遺址，發現的楔形石核和柱狀石核、細石葉等細石器，廣泛分佈於內蒙古高原，最遠到貝加爾湖周圍地區。這些文化遺存反映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來自貝加爾湖的一些居民不斷沿這條通道南下，抵達內蒙古高原南部——有的在河流階地或湖泊周圍定居下來，與生活在附近的人們交流融合，從狩獵採集到種植農業，繁衍生息，融入當地文化系統；有的則成為匆匆過客，僅留下一些生活遺蹟或遺物；當然，也有來自於我國內陸的一些居民沿著這條通道北上，將我國內陸的文化因素傳播到貝加爾湖及周圍地區。

一幅遠古先民遷徙和交流圖景，在考古人的抽絲剝繭中徐徐呈現。

基於這些重要發現和成果，2021年9月，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織邀請全國十餘家考古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專家學者們，在康保縣召開“冀蒙晉交界地區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存考古研究座談會”。

專家們認為，近年在冀西北壩上及內蒙古南部地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考古材料，文化面貌新，年代早，範圍覆蓋廣，學術意義重要，為冀蒙晉交界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圍繞這些文化遺存的研究，對新石器時代早期中期北方族群遷徙、文化交流與融合、聚落和生業、環境變化和農業起源等課題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整合學術目標，開展區域聯合考古研究已勢在必行。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考古學不僅是一門腳踏實地的學科，也是一門仰望星空、探索未來的學科。

如今，考古工作者們依託這些遺址，以考古發掘為基礎，正致力於聯合開展“蒙古高原南緣新石器早中期（BC10000—7000）考古研究”，努力推動構建該地區新石器時代早中期考古學文化序列、年代框架，探索該地區聚落與社會發展歷程，以及環境變遷等課題研究。未來，河北的新石器考古研究將持續推進，繼續探尋人類歷史星空中那縷熹微的文明曙光。